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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崢嶸歲月

發佈日期:2021-07-09  作者:董海波 點擊量:


 抗戰時期的艱苦回憶

我於1922年5月11日生遼寧錦州,父親是鐵路工人。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東三省淪陷。父親被調到了大虎山,全家也跟着搬了過去。家境尚可,還有機會接受教育。那時東北已改為偽滿洲國,無論是小學還是中學,完全按照日本的教育模式:改為國民小學和國民高等學校。學校裏的老師有一部分是日本人,學生全都是中國人。在我們當時的學校裏,日語是必修課程,其他文化課都十分簡單,日本人不想讓中國孩子學到更多知識。我們每週要進行軍事訓練,並被灌輸“日滿親善”的思想:“日本人來中國是為了讓中國人過上好日子。”我上學時已9歲,不懂反抗,但也沒有被他們的鬼話所矇騙。他們口口聲聲説“日滿親善”,可日本人吃的是白麪大米,我們吃的卻是糙面,日本人為一等公民,中國人為三等公民。這些侵略和剝削,我們都一一看在眼裏。

1941年國高畢業後不久,跟着曾在張作霖部隊裏當軍人並與李運昌是同志的叔叔回到了老家河北武清(現天津武清)。叔叔是一位共產黨員,我當時會點日語,就讓我去傳遞情報。為了方便傳遞情報,還找了份工作,不容易引起懷疑。我傳遞情報兩三年,主要給豐台、天津等地區傳遞情報。這份工作很危險檢查站的日本兵都端着大槍,槍上還上着刺刀一個個粗聲厲氣,推推搡搡的。如果情報被發現會丟命我當時都是穿着東北國高學生制服,還會講點日語,所以他們對我也查得不嚴,倒也沒遇到過什麼危險。

我家裏父輩有10人都參加了抗戰時期的地下工作我愛人家裏也多是地下工作者和烈士。1945年春天,我跟着叔叔通過封鎖線來到晉察冀邊區的阜平縣一帶,叔叔將我介紹到位於阜平平房村的華北聯合大學學習工作。

抗戰時期是一段艱苦的時光,每位戰士和地下工作者都值得人們尊敬。在抗戰和革命的道路上,我始終跟隨黨,相信黨,因為黨是為了人民、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抗戰、革命的。


 

和平年代的教育往事

抗戰結束後,我隨着華北聯合大學的遷移輾轉來到了張家口。我仍清楚記1946年2月20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那也是我從事教育工作的開端。最初是在學校的行政訓練班做行政工作。訓練班當時是做思想教育和政治審查工作。後因傅作義進攻張家口我們轉移到正定,我轉去做會計供應工作,生活很艱苦。1954年,受“三反”“五反”運動的影響,我離開了會計室,到人民大學出版社任職,後來又調去教育部辦公廳的對外聯絡處,負責外國專家、留學生以及外國科研資料的管理工作。50年代末,中蘇關係惡化,蘇聯撤走了在中國的所有專家和科研資料。到了60年,對外聯絡處幾乎就沒有什麼職能了。

1962年,國家教育委員會宣佈設立外國留學生高等預備學校(現北京語言大學),位置定在北外西院,派我到上海給王亦山同志送了封信,並給他介紹一下學校情況,他到該校任校長。外國留學生高等預備學校建校後,我也調到該校任職。建校初期,形勢嚴峻,許多困難擺在我們面前:沒有外國學生宿舍,沒有留學生食堂,生活條件艱苦……老師們多數來自北大、北外,有部分老師也在國外留過學,教學上沒有多大的問題。但學生們生活上問題不少,吃不慣中餐想吃西餐,加上北京的冬天太冷,住的地方沒有暖氣。教師們就給他們做思想工作宿舍、食堂、暖氣這些生活設施也不是一日就能建成的。在教育部指導下,校內宿舍、留學生食堂相繼完工,從大教室到小教室的改造也逐漸落實,宿舍、教室裏也開始供暖,條件有了改進。

但好景不長,文革來了,學校停課鬧革命。學校被撤銷後與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合併在一起,我也被調到了幹校。

1972年,按照周總理指示,外國留學生要回來,當年要開學復課。當時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沒有校舍,原有的校舍已被北外收回,這就要求我們儘快尋找新的校舍。經教育部與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聯繫,同意尋找合適校舍,經幾番調查研究,並經煤炭工業部同意和教育部批准,確定將已調出北京的礦業學院部分校舍為我校校舍,覆校的事情終於有了着落。但在修學校北牆的時候,又遇到了一個難題:原礦業學院的留守人員不同意修牆,這堵牆是修了鑿,鑿了修。我們也不能硬來,只能請示上級給他們做思想工作,讓他們慢慢接受。最終思想工作做好了,但給我們提了一個要求:牆可以修,得留個小門。我們也答應了,這個門就是今天院內的西北門。

按照上級的指示,覆校後我們便馬上開始了復課工作。學校開始廣招人才,老師們抓緊備課,職工們採辦物資,基礎設施該建的建,該修的修,全體教職工們都行動起來。經過半年,準備工作完成,學校便開始招收復課後的第一批學生。總結了之前辦學的經驗教訓,學校便開始內外兼顧,國內和國外同時招生,以達到語言學習的環境要求。最初的一屆,學校只招收了國內外共一千名左右的學生,後來招生規模越來越大,如今在校學生已經達到了上萬人。看着學校發展得越來越好,我打心底高興。

1986年,我離休了。回顧幾十年的工作歷程,為國家和黨艱苦奮鬥的堅定信念始終指引着我。62年到72年十年左右的時間裏,我們先後經歷了建校和覆校,一次是在經濟困難時期,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這都是極其困難的事情。如果沒有黨的領導和國家的指示,我們也看不到前進的方向。中國共產黨人就是有這股韌勁兒,有指示我們就拼命幹,困難再多也要上,不怕犧牲,勇往直前,為黨和國家的事業奮鬥終身。現在,我雖然已經離開了工作崗位,但我的初心依然沒有改變。“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董海波1922年生,河北人,1946年入黨。曾任北京語言大學總務長、黨委委員、常委,1986年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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